编者按：本文是《文汇报》国际部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合作推出的“中东欧田野志”专栏的第三篇。“桥”在巴尔干文明语境中承载着丰厚意象：巴尔干地区唯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沃・安德里奇，在“波斯尼亚三部曲”之一的《德里纳河上的桥》中，描摹出多元宗教与文明在波黑的驻足、停留和穿行。
循着安德里奇笔下的足迹，踏上这座连接波黑小镇维舍格勒与塞尔维亚的古桥，便能真切体会到，这座斑驳石桥如何见证岁月沧桑，如何托举四百余年间这片土地上文明的起落流转。
伊沃·安德里奇像。
正文：
深夜十一点，经历七个小时的颠簸与边境通关，我终于抵达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。夜里的萨拉热窝没有给我太多停留的空间，第二天一早，简单收拾后我便出发向东，前往塞族共和国境内的维舍格勒小镇。一个在地图上必须无限放大才能看见，但在书里被反复提起的地方。更准确地说，是前往那座桥。
在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之前，波黑对我而言并不是一个现实中的国家，而更像一本书的延伸。前南斯拉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沃·安德里奇作品《德里纳河上的桥》与《特拉夫尼克纪事》，共同构成了我对这片空间的最初理解：在奥斯曼帝国、奥匈帝国与南斯拉夫；伊斯兰教、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反复层叠之上，这片土地在不断书写、不断解释，又在不同语言与权力结构之间被反复重置。历史在这里并不呈现为连续的时间线，而更像沉积的地层，每一层都没有完全消失，只是被新的叙述暂时覆盖。
书店中的安德里奇著作。
因此，这趟旅程于我而言更像一次溯源。从萨拉热窝去维舍格勒没有随时发车的巴士，一天只有一班，而且时间与站点均不确定，错过之后，就只能再等一天，于是权衡之后我加入了一个小型八人旅行团。
车从萨拉热窝出发时还是清晨，城市还没完全醒来。路先是城中石板单行道，再过渡到城市边缘的住宅，然后慢慢变成山路。路很窄，很多地方只能一辆车通过。车窗外是不断变化的景色：一段是贴着山壁的公路，一段是沿河的弯道，偶尔经过一两栋孤零零的房子，门口还挂着塞族旗帜。
我们的波黑向导Sena颇为健谈。聊天中我慢慢知道，他是波斯尼亚穆斯林，也就是波什尼亚克人，家族世代生活在萨拉热窝，经历过波黑战争期间的萨拉热窝围城，那时他只有十一岁。如今，他在萨拉热窝老城经营着一家小小的旅行社，店铺不大，业务也极为专注，几乎只做两条路线：一条是萨拉热窝漫步游，另一条便是通往维舍格勒的这趟行程。除此之外，他很少接其他团。
一路上，他不断介绍波黑的历史与地理变化，从奥斯曼时期讲到奥匈帝国，再到南斯拉夫时期的民族结构。讲到不同宗教与民族如何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存时，他的语气总带着一种近乎本能的自豪感，反复强调波黑真正特殊的地方，不在于任何单一民族或宗教，而在于长期共处之后留下的独特风韵。“我认为萨拉热窝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地方！”
但气氛并不总是这么轻松。谈及战争，他的语速会突然加快，声音也不自觉地提高。讲述围城时期的断水断粮、炮击与防空洞时，他不再像是在介绍一段历史，我能感觉到他极力克制自己的语气，不让它变得激烈，但那种克制的距离感十分明显。
下一刻，车里的气氛又会被他重新拉回轻松。他转过身来，笑着问：“所以，你们为什么来维舍格勒？”也正是这个问题，让我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：来自比利时布鲁塞尔人Jan，以及长期居住在瑞典的巴西人Sula。
“为了桥。”我们三人给出了同样的答案。Sena明显愣了一下，随即笑起来：“现在的波斯尼亚，大约80%的人没有读过安德里奇。”
车继续向前，山路一段接一段，河流在树林之间时隐时现。
Sula后来在车上讲起她入境时的一段对话。边检人员问她来波黑做什么，她回答：“我想去看维舍格勒的桥，去看莫斯塔尔的桥。”对方停顿了一下，又重复了一遍：“只是为了看桥？”她点头。车里人们轻轻笑了一下，但很快又安静下来。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，桥在波黑，远比它在地图上的位置更复杂。它早已不只是一个目的地，更像是一个不断把不同历史与文化重新连接起来的地方。
车在继续前行，山路开始沿着河谷下降，德里纳河不再只是偶尔闪过，我们不觉间已经相伴而行，河水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。小镇并没有突然出现，而是先是零散的沿河房屋，然后是一段突然开阔的河面，而桥，则藏在某个转弯之后。
维舍格勒小镇地图。
德里纳河上的桥
桥并不显眼。远远看去，它只是横在两岸之间的一条细长弧线，颜色接近石头本身，在河水与山影之间几乎不露痕迹。但当你走近，会发现它比想象中更安静，零星行人匆匆走过；也更“完整”，像是把两边的世界硬生生连在了一起。这里地处巴尔干腹地的山地与河谷之间，一端通向波黑内陆，一端延伸至塞尔维亚方向。德里纳河从黑山发源，在波黑境内蜿蜒数百公里，其中相当一段形成波黑与塞尔维亚之间的自然边界。河道本身像是一条被长期固定的分界线，而桥正好落在这条分界线上。关键的地理位置使得它不仅是地方性的通道，更长期处在巴尔干半岛、奥斯曼帝国与广阔地中海世界的交汇线上，不同宗教与文化在这里穿行、停留，然后离开。
穆罕默德·帕夏·索科洛维奇桥。
我终于站在桥上，可一时说不出话。
我的震撼不是来自“它比我想象的更宏伟”，恰恰相反，它比我想象的更普通。但这种普通本身就是震撼。它如此安静地待在这里，仿佛过去四百多年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可我知道发生过什么。
桥的全名叫穆罕默德·帕夏·索科洛维奇桥（Mehmed Paša Sokolović Bridge）。故事要从一个被“血贡”带走的波斯尼亚男孩说起。16世纪初，奥斯曼帝国在基督教家庭中强行征召男孩，带到伊斯坦布尔改信伊斯兰教，训练成精锐士兵或帝国官僚。这个被带走的男孩名叫索科洛维奇，从维舍格勒出发，一步步登上权力巅峰，最终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大维齐尔（宰相），辅佐了三位苏丹。
他并没有忘记故乡。为了在奥斯曼帝国西部边界开辟一条永久性贸易路线，他下令在家乡的德里纳河上建造一座石桥，连接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，乃至伊斯坦布尔。当时，波斯尼亚正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，而这座桥则是连接萨拉热窝与帝国其他领土的交通要道。这座桥由奥斯曼帝国最伟大的建筑师米马尔·希南设计，建于1571年，全长179.5米，共有11座石拱。它纪念了一个波斯尼亚人在异族帝国的最高成就，却也是一个民族被征服、被改造的产物。
这种分裂性，从一开始就刻在了桥的基石里。在奥斯曼统治下，许多波斯尼亚人由基督教改信伊斯兰教，渐渐形成了波斯尼亚穆斯林民族。基督教农民若改信伊斯兰教，便可免交某些捐税。在这片土地上，信仰与宗教是流动的。
而桥，就是这种流动的见证者。书中有个流传了四百多年的传说：为了让桥稳固，需要将一对双胞胎婴儿砌入桥墩之中。母亲只能在石墙留下的孔洞里给孩子喂奶，乳汁沿着石缝渗出，成为桥的一部分。这个传说在我站在桥上时突然变得不再像神话，它似乎变成了一种隐喻，所有权力结构的背后，都存在无法被叙述的代价。
浓缩的波斯尼亚史
与桥交错而过的，是四百多年来在这片土地上更迭的帝国。12世纪末，斯拉夫人建立了独立的波斯尼亚公国；1463年，奥斯曼帝国入侵，波斯尼亚被兼并；1878年，《柏林条约》将波斯尼亚划归奥匈帝国“代管”；1908年，奥匈帝国正式宣布吞并，引发了欧洲各大国之间的一场严重危机；1914年，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引爆；一战结束后，波黑并入塞尔维亚-克罗地亚-斯洛文尼亚王国（后改称南斯拉夫王国）。
每一次帝国更迭，都在桥上留下痕迹。奥斯曼的骑兵走过它，奥匈的军靴踏过它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难民逃过它。几个世纪以来，穆斯林、基督教徒、东正教徒以及犹太人在这里共存，但“共存”从来不是平静的。它是不同信仰之间相互试探与警惕的生活智慧，是所有人都在历史夹缝中寻找可能的那一点点缝隙。
作家安德里奇本人最懂这种“在夹缝中生存”的体验。他出生在特拉夫尼克，童年却在维舍格勒度过。两岁丧父，被母亲交给姑母抚养。每天上下学的路上，他的目光都落在这座石桥上。半个多世纪后，他将用二十余万字为这个沉默的建筑刻下姓名。八岁那年，他目睹了一场大洪水几乎吞没大桥——那是他关于“桥”与“毁灭”的最早记忆。
后来他成了“青年波斯尼亚”的成员，为南部斯拉夫的解放而战，因政治活动被捕入狱。二战期间，他拒绝与纳粹合作，选择隐居。在德军占领贝尔格莱德的炮火声中，他在那间狭小的公寓里写下了一生最重要的文字。1945年，《德里纳河上的桥》出版。
1961年，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安德里奇，称他“以史诗般的气魄，从你祖国的历史中找到了主题，并描绘了人类的命运”。但“祖国”这个词，对于安德里奇，意味着什么？他一生都生活在不同帝制的更替与多民族的深度交织中。桥连接了河流两岸，也连接了不同的人——穆斯林、塞尔维亚人、克罗地亚人——但它从未真正缝合过那些人在命运深处被撕裂开的东西。
站在桥上，书中一句话突然击中了我：“桥比房屋更重要，比圣殿更神圣。”这句话在阅读时容易被理解为象征，但当它出现在现实中时，它更像是对于事物运行规律的说明。房屋可以被替换，国家可以更迭，但桥仍然存在。它不是被崇拜的对象，而是生活持续发生的前提。
但安德里奇并不只书写“神圣性”。他同样写过一种逐渐消散的日常：“后来，百姓终于把大桥看够了，惊奇够了，走够了……他们过桥时来去匆匆，态度冷漠，忧心忡忡，漫不经心，就像桥下喧嚣的河水一样川流不息。”其实桥本身并没有改变，但人对桥的感受已经完全不同。它从“事件”变成“路径”，从“奇迹”变成“日常”。
而这种转变，本身就是波斯尼亚的历史。
向导Sena带我们沿桥缓慢行走时，不断指向河谷两侧的地形。他说这里曾经发生过洪水，也曾经发生过战争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这座桥也曾遭受重创。1943年10月，两千多名波斯尼亚居民在这一带被屠杀；为切断纳粹与克罗地亚乌斯塔沙的通道，半座桥被摧毁。更令人心碎的是波黑战争，1992年6月至10月，约三千名平民在这里及周边地区遇害，尸体被抛入德里纳河。波黑战争，是二战后欧洲规模最大、最惨烈的局部冲突。战争持续了三年半，约二十万人死亡，超过二百万人流离失所。1995年签署的《代顿和平协议》结束了战争，但把波黑分成了穆克联邦与塞族共和国两个实体，仅有一个微弱的中央政府悬浮其上。那条缝合线，至今仍在撕裂。
桥上桥下
我在桥上站了很久，Jan走过来，默默看了很久的河水，然后说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：“站在这里我才明白，安德里奇为什么要花一辈子写一座桥，因为有些东西，你不写，它就真的没了。”
和Jan与Sula坐在桥上。
离开维舍格勒时，阳光开始变弱。桥的影子落在河面上，被水流轻微拉长。
我最后一次回头看它，突然意识到，这座桥并不只是我旅程的第一站。它更像一个入口，不是进入波斯尼亚，而是进入一种理解方式。一种关于多民族共存、冲突、遗忘与重写的理解方式。
安德里奇用四百年的重量为这座桥立传，而我站在它上面不过一个下午。但这一个下午，足够让我明白有些东西不需要被修复才能继续存在。它只要还在那里，人就还能走过去。
（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助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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